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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 | 挂职一辈子的公务员们,终于再难吃空饷了

Source:adminAuthor:admin Addtime:2020/06/15 Click:96

不愿意调动关系的几个不是公司骨干,所以就不管了,但黄总监的调动由我全权办理——毕竟是老板的妹妹,大家都在背后称她为公司“二老板”,平时老板对外,她管内。听说前些年老板是想把她的关系调到城里医院的,可城里医院制度严格,停薪留职困难,所以就弄到了城郊医院,当时黄总监去报了一个到后,就没再去了。

我把要查的文件递给了他:“这事就麻烦你了,我还得去市职称办公室查她的职称评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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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这些人的“原单位”倒也没什么事,主要是年底得帮他们填报年终考核表,送到“原单位”考评。企业年底事情本来就多,车辆使用紧张,这些人和“单位”又分散在农村各地,有时还找不到主办人员,甚是麻烦。

李总没地方安排,被乡里派去当驻村干部去了。他经常开车去村里,回来顺便把要回城的村干部一并载上——村干部几乎都在城里有房子。

苏主任是我们公司有名的笔杆子,业余时间爱写诗歌散文,还发表过多篇。过去他觉得教书太单调了,工资也不高,特别向往做生意赚大钱,就去办了停薪留职下了海。去沿海地区闯了两年多,没有找到发财的门路,回来就进了老板的公司。

忙了几天,我回到公司,黄总监告诉我,她已从高坪乡文化站辞职了。我大吃一惊,不解地问:“为什么要辞职?我不是把你工作做得好好的。”

下面就是他的讲述。

我们这些本地民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常会代表老板出席一些与业务无关和不重要的会议,久了大家也都熟识了。

找到我们老板时,老板觉得推荐的项目投资难度大,市场前景不好,加上公司煤矿正搞技改,资金紧张,也不想干。县长允诺,可以先给予部分启动资金。老板见县长确实想干事,又想着企业发展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就说自己想办个洗选煤厂。

这事总算完成了,我去了档案局,查档案的人排长队。轮到我,我直接说了哪年哪月调函的文件编号,立刻就查到了。

我计划“先难后易”,先查她读书时的资料。

如释重负后,我买了几张膏药给胸口敷了几天——多年后,只要天气变化,胸口就隐隐作痛。

“你给我说一声,我顺便就都查了。”我说。

关系熟了,喝酒说话就无所顾忌。邓工说,年轻时他和黄总监曾是一对儿,当时黄总监做乡村医生的父母嫌他没有能力把女儿从乡卫生院调到市里,说长期两地分居,夫妻感情怕出问题。我想起有次黄总监和我们去工地检查安全,当时突遇降温,邓工衣服穿得少,在人少时,黄总监很关切地小心叮嘱他“小心感冒”,眼睛里露出了少有的柔情。

她淡淡地说:“我们要55岁才能退休,从出来,我就没打算再回单位上班,因为不习惯了。现在停薪留职越来越难,正好小张了解有个政策,说像我们这种情况辞职了,50岁可以按普通女工办理退休,我就派他办了。”

有天开办公会,我给苏主任和黄总监提议:把这些人的组织人事关系全部集中到一个乡镇上,一是好办事,二是节约时间和油耗。黄总监同意了,说就把他们迁到她老家高坪乡,她和老板的朋友亲戚都有在乡政府任职的,现在的乡书记是老板的发小,她的同学也是副乡长了,好办。

我给苏主任和黄总监反馈后,黄总监不满地说:“我们不强求,今后他们原单位的事,交他们自己处理,办公室现在忙,就不负责了!”苏主任私下给我说,黄总监之所以这么火大,是因为老板为了给他们办调动,还专门给高坪乡的领导打了电话,保证他们能按月领取原单位工资。

邓工轻松搞定学校,我却又没有办成——市里早就没有了职称评定办公室,那本来就是个临时机构。去市档案局和市卫生局查,也没有。这个不只牵涉到黄总监一个人,我想只有回去请示主管局了。

然后,第二天,我就顶替黄总监去“上班”了——李院长说县里马上要派人来检查。职工相片要贴在墙上的工作栏里。我和黄总监性别对不上号,正好院里有个男医生暂时不能来,由他老婆代替,我俩名字互相对换了一下,我顶着她老公的名字,她假扮是黄总监。

“办完了吗?”

我们的扶贫还是挺有成效的:简易公路已经硬化为水泥路面,土坯房已变成小楼房,果树已经栽在房前屋后的山上,牛羊喂在新建的圈舍里。我们对基础资料全面进行了查漏补缺,让每户贫困户记住了帮扶人员的姓名,以防万一——有检查组访问贫困户,问帮扶他们的人是谁,结果贫困户说不出名字,被验收人员认为“帮扶人员没经常深入群众,工作走过场”,脱贫验收也黄了——听说是那户贫困户对帮扶人员送的米面油不感兴趣了,明说要钱,而这次扶贫是造血不是输血,扶贫组就没有给。

“你下去抓紧办理吧。”她摆了摆手,下了逐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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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初衷是学经营,想学明白了单干。当时公司在招聘销售副经理,他的竞聘写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就聘上了。半年后,老板看他做销售没多大起色,倒是将各种规章制度进行了健全和细化,销售公司的内部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觉得他更适合在办公室工作,就把他调到总公司的办公室做了主任。

老板二话没说,同意了。

新县长同意了,随即老板在公司成立了前期工作小组,我和李总都在其中,李总去现场负责基础建设,我负责办理洗选煤厂的营业执照、协助初设立项等手续的办理及有关部门的联系接洽。

苏主任做事认真,他首先对劳动考勤进行了改革,将上班签到改为打卡,杜绝了迟到早退。还要求总公司各办公室“职责制度要上墙,办公桌要简洁干净”,对办公室下属员工犯错,不是批评就是处罚。

老板之前曾几次给县长说李总和他妹妹的组织关系的事。县长说,现在全国上下都在严查“吃空饷”人员,他作为县长岂能违反组织研究决定和国家政策规定?现在,老板以影响工程进度要挟,经不住老板的软磨硬缠,最后,经县领导集体研究同意,成立了能源工业园区管委会,管委会下设“洗选煤产业工作组”,通过组织程序,由县主管局向高坪乡下发了借调文件,借调李总和黄总监去洗选煤工作组,工资仍由原单位发。

小张没有把黄总监的退休办下来。人社局说,这个文件没有具体说明怎么操作,如缴费怎么算、待遇怎么享受,因为过去机关事业单位没缴过社保金。

2014年年底,县里忽然出台了严禁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吃空饷”的文件,规定说,编制在哪个单位的,就必须回哪个单位上班,“违反者作自动离职处理”。县里为此专门成立了清查小组。高坪乡也成立了领导小组,出台了有关文件,宋主任给我传了一份,叫我们趁早想办法,“现在动了真刀真枪,没人敢顶风违纪”。

我说有,赶忙从文件袋里拿出黄总监的证书递给他看。他仔细看了看:“你把原件复印一份就行了,我们认可。这都是90年代初评的,现在确实难查找了。”

晚上,填摸底表,上墙公布。朝令夕改的统计表,让统计员苦不堪言,经常加班到深夜。大家知道意义重大,做得非常认真,不敢有任何马虎,更不敢弄虚作假——我们这儿有个乡镇,在前期脱贫工作中,找人冒名顶替贫困户,在市里进行脱贫检查中被发现,结果县里领导受了严厉批评,乡镇书记丢了官职,还在全县大会上作了检讨。

但有很多手续都要市里批,工业园后续建设进度不快。随着煤炭价格不断下滑,煤矿基本都是在亏损经营,有的煤老板还跑了路。我们老板没赚到钱,资金又紧张,银行贷款额度也不大了,老板暗地里就对县长的项目不热心了。

为方便工作的开展,交流信息,我们就建了一个微信群,在群里或分享消息,发泄不满,或资源共享,时不时还邀约一起,下班后夜食摊上轮流做东小饮一杯。

“唉,那时自己年轻,想出来闯闯。”他有些自言自语地黯然道,“没想结果弄得身心疲惫,伤痕累累。现在想来,我还是最适合教书,守着三尺讲台,当一个孩子王,业余做着文学梦,有诗有远方,轻闲自在,单纯幸福——是时候该回去了。”

这几年,农村卫生院由卫生局管,后又划给各乡镇管,之后又由卫生局管,到现在又划到了各乡镇管。黄总监所差档案资料,一是缺现在工作单位的调函文件——我就奇怪了,这是我亲自交给李院长,怎么档案里没有?二是缺读成人中专中医校的入学通知、所修课程的学分、毕业鉴定;三是没有评上中医师的评定文件。

出来后,我给李院长打电话。李院长说,过去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经常变化,人员调动频繁,很多个人档案资料有缺失,为确保档案的齐全完善,我们县对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的个人档案进行了清理,每个人缺什么资料,就要补起来。她叫我抓紧按纸上写的补,要上报。

他说,乡里现在有十多人在“吃空饷”,人盯人,他们也不敢“特殊处理”,怕被别人举报,叫我们老板出面去找县长——老板那时因投资大产业,经媒体宣传后名声大噪。我给老板和黄总监汇报,老板叫我们先按乡里指示,“该干啥就干啥”,其余的事他来处理。

我打电话给邓工说了情况,他马上赶了过来。他现在已“回归”了原单位防疫站,还被任命为副站长了。

唐乡长无奈地说:“高山受地域气候限制,加上缺乏劳动力,经济不好发展,只能先走一步再看。”

唐乡长叫我们企业赞助500棵核桃树,我就“回去落实”了。走时,我问唐乡长:“我们这里高山扶贫基本都栽核桃树,是不是太多了?以后核桃会不会滞销?”——我们这里盛产桃子,当年销路不好时,就动员过全县各单位买爱心果。

我给黄总监建议,以工业园区需要人员成立管理委员会为由,“临时借用”李总和她。县里抓得紧,定时要工程进度。园区最醒目的高地上,立上了大大的“能源工业园区”的牌子。每次县里开大会,都会有几辆大客车载人来参观。我听黄总监的安排,给老板写了建议,说现在这个情况与文件规定情况有所不同,这是“重大项目”,有其特殊性,“需要抽调人员管理”。

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唐乡长带着我们扶贫组上山了解情况。车外不时晃过一些破烂不堪、歪歪倒倒的土坯房。我看见墙上写着“防毒反毒,人人有责”、“吸毒是犯罪的祸根”等宣传标语,就问唐乡长:这么穷的地方还有吸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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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邓工请我吃饭,我说我来请你。大家喝了半夜酒才散场,第二天我要去乡里给黄总监考“普法知识”,不顾邓工挽留就开车上路了。那天司机请假,我又刚拿驾照不久,对车正是瘾大的时候。夜晚车少人静,酒劲涌了上来,不知不觉,打了一个迷糊,车就撞到了侧边的水泥护坎上。车的前脸撞烂了,我的胸部在方向盘上猛磕了一下,也不敢报保险公司,回来直接把车开到修理厂,告诉黄总监车出了点故障需要维修。

每个乡镇和定点单位都和县里签了脱贫责任状。乡里经常来检查,定点单位的领导三天两头也来过问。半个月后,大家基本摸清了贫困户情况,提出了脱贫致富的措施:先改变环境,修路砌屋,这个国家有补助,有缺口交通局想法子;再根据实际,拟定出有的户养牛羊,有的户栽果树等。

白天,大家分成小组去贫困户摸底,调查家庭人口、致穷原因等。遇到下雨天,简易公路不是四驱车根本上不去,还要靠双脚爬山过沟。两个年轻姑娘,几次因数据不准,跑了无数趟,都要哭了。

县里检查时,我们穿着白大褂,戴着胸牌,一本正经地坐在办公室里。检查组在分管乡领导的陪同下,先看了医院的工作人员栏,又查了一些有关资料,最后巡查科室。查到我这里时,正好有个病人来看病,腹泄,我给她把了脉,让她伸出舌头看了看,不慌不忙地问她一些情况,告诉她是肠胃炎,不太严重,给她开了诺氟沙星胶囊和消炎药,并告诫说如果治疗效果不佳,再来做进一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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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市里对小煤矿一刀切,实行全部关闭,县里只剩下5个大点的私人煤矿了。没有了煤炭资源,建洗选煤厂就没有了意义。县里给的3000万启动资金,前期平整场地、拆迁等,刚好用完,老板实际没投入一分钱,将场地和账目移交给县里后,老板便退出了。

“你忙,就不劳你神了,我这个要在组织部查。”他笑着说。

我们县煤矿多,但优质煤少。很多煤炭销售都是贿赂收购人员,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进行外销。有年冬天劣质煤把外地的火电厂锅炉都烧熄了火,造成不小损失。外地公安还来我们县抓过不法商家——所以,老板想以此来提高煤炭品质。

过完年后,我代表黄总监和李总一起去乡里“报到”,参加全乡机关事业单位大会。大家漫不经心地开着会,听着书记和乡长的讲话。

黄总监找我有事。我推开她办公室的门,见她低头坐在宽大的老板桌后边在修剪指甲,脸上一片平和——想必不是挨训的事,忐忑的心落了下来。

有些员工当初是从自己的单位办的停薪留职出来的——比如我们的李总,是老板亲戚,原来在老家乡政府做公务员;我们行政财务黄总监,是老板幺妹,原来是城郊卫生院的医生;还有我的直接领导苏主任,原来是老板老家的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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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虽不是天天去农村,但严重耽误了公司的工作,我也不能长期代表黄总监当医生。这不是长远之计,必须尽快想出办法。

这些管理手段,都是他从沿海合资企业学来的。大家表面都尊重他,背后对他满腹意见,下载金鲨银鲨意见不光是办公室,连别的部门都对他都有意见。

大家住在男女分开的教室里,吃村里的临时食堂,晚上寒风透过空隙吹进来冻得不行。唐乡长叫我先干几天,把基础工作完成后,他来想法把我“调整出来”。

工业园区又从外地招来一个火电厂和一个炼油厂。炼油厂很是神奇,据说把一种化学原料和废柴油加进一个生产罐里,通过化学反应,放出来就是汽油了。这个工业园区原来是一个破产了的国营水泥厂和石灰厂,3个企业来了,地方显得非常拥挤。我们不得不征用周边的农民房屋和土地。

回来给黄总监汇了报,她面无表情地对我说:“反正我是不会去上班的,我原单位所有的事,现在都全权委托你负责,不用请示,你直接办理。如有什么难事,需开支的,先办后汇报。”

“我是下岗工人啊,我还羡慕你有单位,可进可退,可守可攻,我们只有这一条生存之路。”我也自嘲地说,“我端杯子时,就想着自己是个服务员,提公文包时,自己就是搬运工,开车门时,自己是酒店的门童,一切就心安理得了。”

酒足饭饱,唐副乡长拍着我的肩,爽快地说:“黄老板是咱家乡的名人,也给我们乡赞助修了公路,今后有事需要我们的尽管开口。”

比如大家对公司伙食意见大,他就对炊事员说:“你炒的菜,不好吃,员工反映3次了,按规定处罚30元。”

2009年底公司考核,办公室有两项考核指标不达标,被扣了年终奖。员工意见很大,认为苏主任管理无方,要求换人。苏主任也很不爽,认为自己工作尽心尽力,兢兢业业,是领导处理不公,听说员工去老板和总监那里提他的意见,吃力不讨好,一气之下就提出了辞职。老板和总监想挽留他,无奈他决心已定,老板就任命我做主任了。

我们县原来有一个小型生态工业园区,把本县的小印刷厂、塑料厂、糖果厂等小企业迁了进去。新县长准备设立一个大的工业园区,向大家推荐了一些项目,大家很不热心。他在会后又专门找了几个大的民企老板谈话,请他们带头,但老板们大都热衷搞建筑、房地产。

这晚小聚,大家聊起了近年来政府严查“吃空饷”人员的问题,我旁边的江滨公司的老尤兴致颇高,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起了他们公司的事。

李总至今还很看重这份公职,乡里有什么事需要他参加的,他都会亲自去。开展党员教育活动,他都是认真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没请过我代劳。

“你的职责就是把菜弄好吃,我们招的是熟练工,不是培训生。手艺不好,可以培训了再来。”

查完黄总监的档案,出来时在档案局的门口碰到李总。他听我说给黄总监办利索了,很是赞赏,说自己也是来查“哪年下文成为公务员”的文件的,“就缺这一个资料”。

他胸有成竹地说:“这儿有的是熟人,学校里有我同学留校的,还有我老师没退休的,这事交给我。”

快到年底了,唐乡长叫我过去帮着“搞突击”——县里检查已经过关了,市里马上要来脱贫验收。

我回到公司给黄总监和老板汇报,怕老板不同意,我扯谎说,乡里本来要我们赞助更多的钱修公路,我通过同唐乡长协商,争取到了给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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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黄总监指示我协助这些停薪留职人员办理调动手续,可当我把这事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却都不同意,说那个地方差,调进去容易调回来难。又说在私企打工朝不保夕,企业一旦不行了,自己就回单位上班。

我召集办公室全体人员为苏主任饯行。他举杯给大家敬了酒,歉意地说:“过去工作上多有得罪,还请大家包涵。其实,我管理严格,就是想大家少犯错,多拿点奖金,结果事与愿违,主要还是我能力不行。”大家也给他敬酒,说相逢是缘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何必计较呢,你是口恶心善。

最后,文件里除了借调黄总监和李总,还有其他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同学,在县里工作,长期泡病假不上班。

本来征用土地和房屋应该由县里负责。县长说我们做事动作快,不像单位做事慢腾腾的,不知牛年马月才完成,干脆“落实”由我们完成,手续资料由有关部门负责。县长之所以叫我们负责,就是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讲不通理时,敢于强拆占地,也不怕动武。

唐乡长想了想,同意了我的要求。

炊事员挽起衣服,擦了擦满脸的汗水:“主任,你这月扣我两次了,能不能光批评、不罚钱?我今后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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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特别市民》剧照

唐乡长说,不是吸毒是种毒,这个村的山顶过去常有偷种鸦片的,初冬播种后,就不管了,待来年成熟时,就悄悄去收获,年年县里都要组织大批人马上山捣毁。“究其根底,太穷了”。

中医校在市里,前几年和两所中等医药学校联合后,升级为“高等医药专科学校”了。我去查档案时,学校告诉我,公司开的证明他们不认可,“要本人来”——可这种小事,黄总监是不可能亲自出面的,更不会低三下四地给人说好话。

李总去找了副县长——副县长年轻时下派在他们乡,和李总交情不错,李总还帮他办过摩托车驾驶证。副县长是常委,他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属实,这事必须通过县常委研究并报市里研究同意才行。”答应尽快研究上报。

李总的事情从来没要我帮过忙,苏主任看不起我写的字和工作总结,年底我就仅负责黄总监的事了,明显减轻了我的工作量——黄总监是中医师,每年年底都要填写“年度考核表”和“专业技术人员考核表”,上面的“工作总结”和“自我述职报告”,我都按过去苏主任帮她填的内容依葫芦画瓢就行了。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高坪乡里也针对性地开了会,分析了检查的内容,给大家提出了要求,以及做好被提问的准备。大家都很紧张,会后我有些心虚,给唐乡长说:“我只是(代黄总监)来突击过两次,并不了解整个脱贫情况,也没从事过具体工作,如果问到我,岂不是要出乱子?我觉得我不参加为好。”

6

“乡政府批了,现在他在跑人社局,咨询怎么办理退休手续。”接着她若有所思地说,“其实,这点工资对我来说,小菜一碟。但我有点舍不得放手,都这么长的工龄了,多可惜。同时,也寄托了我对青春时代学习和工作的美好思念。”

唐乡长他们通过了市扶贫验收。

他们也常集体去政府及有关部门,上百人的队伍,不管站哪个办公室都显得人满为患,七嘴八舌的诉苦声给人感觉很有压力。市里最后特事特办给出了解决方案:先由县组织部门政审,通过了,由市组织考试,合格的录用为公务员。考试就是走个形式,他们这批都转为了公务员。

但我不会象苏主任一样受了气拿手下员工发火,都是打工的不容易,咱比员工多拿了钱,受的气肯定也要多些。我会单独找下属谈话,指出缺点,不要再犯,再犯就会处罚。周末闲暇时,还会请大家聚个餐,放松放松。这样,过去死气沉沉的办公室,有了活力和凝聚力,得到了黄总监的好评。

可当时李总他们一伙人一直没有转入正式编制,眼见着干了二十多年,公务员管理越来越严,他们的身份不明不白,形势对他们很不利。于是有人就提议大家一起去县政府讨说法。为方便交流和联系,他们成立了QQ群,进行了分工,“写作组”专门写申诉报告、上访、递材料;李总分在“公关组”,专门找主管领导反映、催促、打听消息、反馈情况。

李总在公司很有威信,不畏艰苦,公私分明,做任何事情都思路清晰,措施对路。他是聘用制干部进乡镇的。当时各乡镇还有“八大员”,后来表现突出被提拔有职务的,都被转成了正式公务员。

因为下午都有事,中午这顿和唐副乡长、宋主任的酒就少了纠缠。回来我直接去了人事局找主管领导。他有些爱理不理的,板着脸。我给他递了一包软中华,把情况讲了。他沉吟着说:“她有没有职称聘任书原件?”

接着炼油厂因是落后产能下马,火电厂项目也卡了壳,说是污染环境。

“总监今天穿的粉色上衣好有气质,既体现了女性的妩媚,又有职业女性的严肃。”我笑着恭维道。

4

我们老板是干煤矿发家的,公司员工中有很多人跟老板一道,经历了公司从小到大、从农村迁到县城的发展历程。

真当上办公室主任后,我才体会到过去苏主任的工作压力。公司都说,“千不怕,万不怕,就怕黄总监喊汇报”。我们实行的是“精细化管理”,规定工作需“日清月结”。黄总监检查我们工作时,多是批评,少有表扬。她眼光独到,什么事都难逃过她法眼,什么清洁有死角、水龙头没拧紧、笔要以旧领新,甚至连修车换的零部件都要拿回来过目。训起我来更是以点带面、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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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代替黄总监“下乡”,办公室里又来了个新人小张,是黄总监姑姐的儿子,说是减少我的工作量。这小子机灵,但对正事不上心,最喜欢去黄总监办公室神吹,上班不是打游戏,就是到各办公室游荡,叫他写个简报稿,不是语句不通,就是文不对题,也不知是怎么读的大学。我也不敢安排他做更多工作。

于是,炊事员就被换掉了。

我感激地回答:“完了我们喝酒,好久没见面了。你安排,我做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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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检查验收是相当严格的,首先是开会汇报,检查组察看纸质材料,提出问题,再去实地访问。

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敢情这些人并不是真的停薪留职,而是一直在“吃空饷”啊!

黄总监的关系调动非常顺利,主要是从好地方去差地方不存在“公关”。我去代黄总监“报到”后,就把乡党政办宋主任、分管卫生的唐副乡长(就是黄总监的那个同学)、卫生院李院长请出来,一起吃了一顿饭,希望他们日后多多关照。

唐副乡长在饭桌上嘱咐李院长每月做好黄总监的出勤记录,“乡财政按时发放她的工资和补贴”,李院长连连点头——她是一个矮胖的女人,过去跟黄总监还是同事。前几年我们这儿事业单位改革,说是为了调动职工积极性,将职工工资由财政全额拨款改为四六开(财政负责60%,自己挣40%)。本来乡镇卫生院工资就不高,于是很多人开起了家庭诊所,卫生院来个病人,就给“转”到家里去治了。李院长那时还是医生,在家给一个难产孕妇接生时出了事故,孩子死了。产妇闹到了县里,主管部门里要开除她的公职,后来还是黄总监帮忙运作,上面才没追究,让她给产妇补了一笔钱就算了结了。李院长对此感激涕零,现在黄总监调人事关系,也给了她一个还人情的机会。

我和他又喝了几杯,他真心实意地说:“和你比,我真的不是当主任的材料。你不仅能喝酒,会说,处理事情,下面员工心服口服,上面领导也很满意。办公室工作就是内部管理,外部协调,你做起来得心应手。”

黄总监微微一笑,用手指着桌上的一张纸说:“你看看这个,不清楚的和李院长联系一下。”我拿起纸,迅速浏览一遍,是黄总监的个人资料。

2014年,我们县新调来一个年轻县长。为了解决县里产业空心化,新县长很重视发展民营经济,组织县里企业家座谈,鼓励大家加大产业投入,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2006年,我从子公司调到总公司办公室工作。除了接待应酬、管理企业证照、跑业务手续外,苏主任还把这些停薪留职人员的事情交我管理——这些人中有长期驻扎在外地的销售人员,他们的人事关系交办公室统一管理,也是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时我想到了一个黄总监读中医校的同学,在市里某区的防疫站工作。多年前他从单位出来搞消防工程,他是工程师,大家都喊他“邓工”。老板的一个安居工程的消防工程就交给了他。他常来我们办公室打印、盖章,有次他不小心把别人的车刮了,别人想讹诈他,还是我找人给他摆平的。

回家眯了一会儿,上午赶着去了乡政府给黄总监考试。监考的党政办宋主任在门外把考号和普法资料交给了我,轻声说:“答案都在资料里,慢慢找。”

工业园黄了,李总和黄总监的人事关系又被退回到高坪乡。李总还被安排为驻村干部,主要工作扶贫。唐副乡长已是一乡之长了,卫生院李院长调走了,我和唐乡长商量,把黄总监的关系调到了乡文化站,也抽调去了一个村里扶贫——当然,还是我顶着黄总监的名字去。

接着他笑了笑,又揶揄道:“你给老板提公文包、端茶杯子,开车门,自然又认真。我内心就做不到,总有种低人一等的感觉。”

这是个高海拔的村,经济条件好的人家,要么搬到了山下,要么搬到城镇去了,山上住的基本都是贫困人口,老弱病残。这是唐乡长抓的扶贫点,村委设在山下,是过去的一所小学,因生源少,学生都合并到别的小学了。县里计划本村贫困户今年脱贫,县交通局是本村定点帮扶单位,由一个副局长领头,抽了局里年轻的机关干部驻扎,和乡属各单位抽的人,统一成立了村脱贫领导小组。

(编者注:农民技术员(水利技术员)、动物防疫员、林业员、计划生育管理员、公共卫生员、国土资源和规划建设环保协管员、文化协管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协管员,统称为“乡镇八大员”。八大员不是正式职工,工资不高,但有机会进入镇政府。)

编辑:许智博

李总不去村里后,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中,很快完成了拆迁补偿。拿了钱的农民个个欢天喜地的,几乎都去城里买了房。余钱或贷款买了运输车辆,准备联营搞运输。

前期费用,县里给了3000万,我把立项申请交县里后,县里说“规模小了”,要我们打造成周边地区最大的产业。我们按县里的意思修改一番立项,土地、场坪、房屋、码头、机器设备设施等,加一起需要投资2亿多。

黄总监多次催我去问,一样的答复。找有关人员勾兑,没人敢办理,只让我们等上级具体文件出台。